古代生活日常:说好“普通话”,走遍天下都不

古代生活日常:说好“普通话”,走遍天下都不

时间:2020-04-11 11:19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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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前几天憨憨曾疑惑说:“古代大臣来自全国各地,他们在一起开会是各自讲各自的方言吗?那多热闹……”

emmmm,这道题没超纲,墨酱会。在古代,也有类似“普通话”的一种语言,方便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交流。

这种对语言的统一,通常与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有关。

(注:为方便行文,直观呈现,下文民国以及之前带引号的“普通话”=统一的语言。)

对语言、文字的统一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。我们该记得,周朝是诸侯分封统治的,为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之间的进贡问题以及政治交流的便利,于是对 文字 进行了统一。

此外,周朝贵族圈内通行 “雅音” ,雅音就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关中话。雅音只局限于世家贵族内部使用,这种阶级性的语言,主要是为了保持贵族的优越性,因为这样可以很好地阻碍普通子弟学习文化知识。

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:“子所雅言,《诗》《书》执礼,皆雅言也。”说的是孔子讲学或参加其他社会活动,用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。可以看作孔子在身体力行地推广“普通话”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,不仅统一了中华民族,而且对中华文化的统一也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当然也对语言文字的进行了统一, 秦朝的“普通话”承袭周地的关中话。

到了西汉,都城同样在关中地区,因此,那时的“普通话”基本上继承了周、秦时期的雅音。

而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开辟,我国西部和中亚地区的很多文化随之涌入,语言系统也增加了新元素,外来词汇和发音风格也融入了当时的“普通话”中。

再到东汉时期迁都洛阳,地域的变化也很大地影响了“普通话”的发展,形成 洛阳雅音 。

此后的晋朝,同样是以关中话作为“普通话”。

到了南北朝时期,北朝长期被少数民族政权把持,汉族政权被迫从北方转移到江南地区。上层阶级从晋朝都城洛阳先后迁徙到今天的江苏、安徽、浙江一带生活,都城也迁到了金陵(今南京地区)。洛阳地方的“普通话”也被带入江南,后来逐渐形成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混溶的 建康雅音 。

随后,杨坚统一了中国,建立了隋朝。 隋以南方王朝为根基,所以那时的“普通话”在南方吴音的基础上,融合了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。 隋末,扬州由于经济上繁荣,扬州吴音也一度成为南方雅言的代表。

李渊建立了唐王朝,唐朝使用的“普通话”就是唐朝都城长安城(今西安地区)的口音。随着朝代的更替,北方方言再次占领“普通话”的高地。

随着唐王朝倾覆,赵宋王朝定都东京(今开封),就近原则, 宋王朝以洛阳话为语言标准。 从宋代开始,这些统一的语言也叫 “通语”。

我们知道,苏轼曾被贬到海南。他在那里兴办学校,讲课使用“通语”,其他有识之士与后来他的学生在其影响下,也纷纷用“通语”进行教学。对“普通话”的推广做了很大的贡献。可以说,苏轼也是一位相当有想法、有远见的人。

到南宋末年,汉族政权彻底瓦解,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强大,以大都(北京)话为“普通话”。而也正是从金、蒙古政权起, 原始的 汉族北方方言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
也就是说今天的北方方言,多半是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发音的混合。

蒙古政权只有短暂的辉煌,接下来是粉墨登场的是朱元璋与明王朝。

明初有一场大移民活动,河南、山西居民大量迁往山东,江南地区居民迁往苏北,湖南居民向四川迁徙。在此过程中,北方地区口音逐渐开始恢复,但是仍然夹杂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表达方法和口音。 而南方地区只有长江下游部分区域口音能称之为“普通话”。

为了解决口音问题,更好地实现中央集权,朱元璋命大臣们整理出 《洪武正韵》 。其实就是人为地创造出一种“普通话”,编撰的原则是“以中原雅音为定”,这里的“中原雅音”可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中原地区的语音,在当时 江淮 地区的“中原之音”相对纯正。其实是以南京话为基础,统一全国读音,创造出“ 下江官话 ”,也就是后来的 江淮官话 。不过朱元璋对该书成书并不是很满意。

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,即便在永乐年间迁都到北京。一来,随着迁都,大量南京人迁居到北京,甚至占北京人口一半;二来以南京口音为“普通话”是上层统治者不好更改的“祖制”。

可以说, 自始至终明朝的“普通话”都与北京话无关。

也正是在明朝,这种统一的语言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 官话 。官话,首见于明人张位所著《问奇集》,顾名思义,就是官员之间沟通时说的话。“官话”叫法通行于明清两个朝代。

墨酱以为, 在这里不能简单地把官话理解为一种带有阶级属性的语言,因为,明清两朝,做官有回避制度,官员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做官。无论在京城还是到外省,出于工作需要,官员们就要学说官话。

官话在明朝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,没有所谓“统一标准”,大致是以都城所在地的语音为参考。

随着清朝入关,清统治者对聚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人进行镇压,那些汉人是明文化或者说汉文化的传承者,随着他们的消亡,汉文化影响范围大大缩小了,北京口音顺利成为“普通话”。

与此同时,大量满、蒙居民也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特点带入到北京地方话口音中。比如今天的普通话中的儿化音,就是满蒙少数民族语言发音的特点。也正是在此期间,北京话基本定型。

在此之前,官话大抵只是大部分官员们自愿的、约定俗成的,而在雍正时期, 雍正皇帝强势规定官员异地工作必须学会官话,要与当地百姓能够直接对话,而不是需要“翻译”。执行公务的场合,上殿陈奏、宣读训谕、审断词讼之类,更必须使用官话。

除此之外,还要在全国各地设立“正音书院”,8 年之内在福建、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,并规定 8 年以后,凡是举人、秀才、贡生、童生等不懂官话的,一律不准参加考试。

那时,夹杂着地方口音的、不纯粹的“官话”被称为“蓝青官话”。相传,广东人梁启超就因为讲不好官话吃了不少亏,他受光绪帝接见时,语言无法让才识准确传达给光绪帝,导致应受的四品官衔降至六品;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,也因官话讲得不好,导致广大学子们乘兴而来,扫兴而归。

总结一下,成为“普通话”次数比较频繁的是关中话、洛阳话、金陵话、北京话。

1902 年,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,当时日本正在推行国语(东京话),他深受启发,回国后向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大臣张百熙建议,在中国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“国语”。

1909 年,清政府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“官话”更名为“国语”,从此“官话”这一名称成为过去式。

民国时期,“五四”运动前后,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一次声势较大的“国语”运动。经过反复争论和探索,最终统一认识,确定以北京语音为的标准音,称为“国音”。又有“京音为主,兼顾南北”作为国音的原则。

关于选定“国语”的过程,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。不过后来证明这最多只能当做段子听, 实际上,北京话早已融合了南北元素,有更好的为人们接受条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1955 年,“国语”更名为“普通话”。 明确了普通话是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”。

语言,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,其重要性毋庸置疑。

我们今天的普通话,不仅是历史的选择,更是现实的选择。还需明确普通话的推行,不是为了消除方言,而是为了提高交流效率、方便各地经济文化沟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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